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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十年》获奖作品 | 终于在广州有了一个家

导语：家，不仅仅是一座房子，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希望，见证了成长和变迁。凤凰网房产在成立10周年之际，发起《我家十年》回忆征集大赛，通过图片、视频、文字，分享你与房子、家人的故事。

孙玉祥投递的《终于在广州有了一个家》，获得此次征文大赛优秀奖。

征文如下：

在外漂泊的人，大概最有感慨也最有话说的就是住处了吧？念高中时学习杜甫《茅屋为秋风》时，很奇怪：不就是一间破草房么？又不是什么花园洋房山间别墅，因为风大草飞，因为小孩调皮，更因为夜来风雨，就值得那么呼天抢地地大叫什么“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恶咒“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自叹“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最后还发这样的毒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是不是有点无病呻吟过甚其词呀？后来，自己在江湖上漂泊后，才知道一间稳定的住房，对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流浪者而言，具有多么不可忽视不能轻心的意义——可以说，是生活教育了我，让我拥有了真正读懂杜诗的胸怀。

扯远了，还是来具体说说我那些年在广州的住宿情况吧。

当年，学校在人才市场招聘我们来做老师时，有一个很有魅力的条件就是：学校提供住宿。想想，对漂泊在外的人而言，这个条件还不是相当于你正困倦万分之际，突然给你提供一个枕头般富有魅力？其他老师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一看到这条件，就像当年流浪农民看到招兵布告上讲提供吃住一样，马上落单，成为这所叫“广州市九十五中。培才职业高级中学”旗下的一员“打工老师”的。

学校当然也没有食言，一来就给我们安排了住处。首先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学校斜对面一排三层小楼的顶楼。一间大概有两百多平方类似工厂车间的空屋。其中的靠南边三分之二的空屋放置了几十台脚踏风琴——那是学校幼教专业学生练习声乐的地方。而靠北边那一溜约八十多平方米的地方，就给校方用木条与硬纸板隔成了五间十多平方米一间的小屋，每间小屋安排两个老师——这便是我们最初的落身之地。这样的住宿条件当然说不上好，可也不差：放学之后，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老师饭后云集于外边的风琴旁，聊聊天讲讲学校见闻，几个会点音乐的还乘兴打开风琴盖，弹上几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之类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口熟能唱的乐曲，我们合着唱上一段，也能消尽块垒，不知今夕何夕。要说缺点也有：一个是因为是顶楼，阳光直射。虽来时已是金秋九月，可广州的太阳依然热情得可怕。晚上睡觉，热浪蒸腾，颇为不易。学校当然不可能为我们装空调——那时毕竟还是九十年代，广州寻常百姓家里也不可能间间卧室都装空调。不过，学校也不是对此毫不关心：校方为我们每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装在墙上的摇头风扇。我们只要一回寝室，就将其打开以驱热浪而求清凉。那时年轻，身体适应性好，在摇头扇的努力工作下，勉强入睡。亦不知今夕何夕。其次，则是每天晚饭之后，那些住校的幼教专业的学生，每每会来这里练琴。也是，课堂时间有限，要想学一身过硬本事，就得自己抽空来这里多练。于是乎各种乐曲杂然而起，加上这些十五六岁小姑娘们的叽叽喳喳，这屋子难免嚣然难耐。好在学校体贴民情，知道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老师的不易，所以特地规定：每晚练琴时间从晚上七点到九点。实在难以忍受了，我们还可以下楼到广州大街上起舞东张西望一番。

这以后，又搬了次家：这次是二楼。而住宿条件也更为恶劣：不仅采光通风不及三楼，而且还是以间未加间隔的大屋子，十个人住在一起，拥挤狭促，让人心烦意乱。其间，一个姓曹的老师，还把他一个居无定所的老乡招来共住。于是与之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感受到了漂泊者的另一种悲哀——相处的艰难。不久，学校又将我们这帮打工老师悉数“扫地出门”：给我们在学校东南一百米外的红卫村租了民居，让我们远远离开学校，眼不见心不烦。开始学校还给我们交房租，算是实现着当初“提供住宿”的诺言。可一学期后，学校断供，不再交这笔钱。于是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大概，天下所有的主事者都是这样：开始应允得好好，慢慢地就开始食言。所谓“靡不有始，鲜克有终”是也。

那时，因为跟我同住一间宿舍的家伙让他漂泊广州的表弟天天来我们寝室蹭住，小小的房间硬塞了三个人，实在让人心烦得几乎难以写作。我决定迁居。正好，那时学校教师宿舍有一套空房，我因为是在高中部教语文，稍有发言权，于是找到管后勤的校长，要求搬到学校来住。校长同意了，于是我又搬回了学校，住上了一套二，且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屋子。一下子抖了起来。当然，这毕竟是“夺朱非正色”之举，一学期后。学校又以那间宿舍另有安排将我排挤到了教师宿舍顶楼一个只有大约三四个平方的楼梯间。于是我又从抖了的房间搬回到放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上任住宿者留下的），一张桌子（上面放电脑）一把椅子就塞得几乎转不过身来的地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今万户侯”了。地方虽小，我却很满意。原因有二：首先是此房间归我一人住。较之以往那种与他人合住，那些个他人又喜欢往里面带人来同甘共苦的生涯，写意多了。其次，还因为我跟层楼一位姓陈的在编老师关系不错，不仅闲时可在一起聊天玩笑，还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他的厨房设施与卫生间。住得很舒服。

然而，漂泊在外的日子总是不可能舒服很久的。很快，学校方面便连这仅可容身的楼梯间也不许我住了，要我跟两个新来的老师一块出去自己找住处。而此时，我也已有了离开这所学校的想法，所以早寻其它住处，也成了我的计划，于是，又跟这两个刚从学校出来的青椒一块儿深入红卫村，最后在村中最幽暗最贫民的地方租了套一套三的房子。而就在居住期间，我离开了我工作了三年多的九十五中，到一家杂志社做了编辑。与学校有关的住房历史，也就到此为止。

2002年3月，非典正闹得举国不安之际，已结婚的我们从上海回到广州。下车伊始，当务之急当然就是找住房。惯性思维，我于是又想到九十五中南面那个小区聚德花苑——我熟悉者地方，又有起点车直达老婆上班的太平洋电脑城。于是去小区一番搜索，还真就在聚德小学旁找到处找到一套七十多平方的小二房，房子周正，采光通风亦属上乘。房主开始要价每月900，经过砍杀以700元成交——现在，同等条件的房子，每月少了3000，大概免谈吧？这么着，我们开始了在聚德花苑的三年居住。这应该是我来广州五年后，第一次住上真正有住房意义的房子吧？以前，要么混住，要么厨房厕所不全的所谓公寓——感谢老婆：这三年，我基本上没有出去干活，全靠老婆那点微薄的工资和我自己时有时无的稿费生活，很清贫，但也很安乐。早上还时常来，住宅门口小学跑上几圈以为锻炼。记得路上屡次碰到一个三十多岁都家长天天在那儿逼他那大概七八岁都小孩练武功——一眨眼，快二十年啦，不知他那小孩练出来了没有？在那儿居住时，我在九十五中教过都几个女生在来看过我。这让我想起当年我被家乡大有为政府驱逐下乡后，仍有好些女生来看我都如烟往事——起码，在学生眼中，我还不是一个混混老师吧？只可惜，这样都老师在今天都校园里，却总是待不下去。

三年后的2005年，我们又一次搬家了。这次搬家是因为老婆在美国都二姐在天河北购买了三套住房，需要我们帮忙打理，于是就将其中刚购买的70多方位于龙口中路都新房给我们居住。由于这套房都装修家具购买都是我们一手为之，所以可以说这就是照我们居住意愿打造的一处居室。这套房子四四方方，没有一丝浪费之地。四面通风透光，比我们在聚德花苑住都那套还要通透——我把其中一间居室都四周墙上都装上了书橱，算是圆了自己在广州的书房梦。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年五月，我们搬进了这个位于天河北中央商务区都新家：这里高居26楼，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前面是一处空地，可直视百米开外的万家超市。夏秋之际，坐在阳台上，凉风自来，可自谓羲皇上人。这里交通方便，出门便是四通八达都天河北，不足百米外有地铁三号线两个站点。还值得一提都是：就在我们住都这“天逸大厦”西边不足五十米处，就是“广东省档案馆”。当初，中山大学近代史专家袁教授知道我们住在此处后，曾表示这是一个福地，“可以看多少珍贵都原始档案呀。”可惜我对广东本地历史既无修养，亦无甚兴趣。五年身处宝山，却不知“采铜于山”，只能如清代顾炎武所云，今人写书正如铸钱，就是“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这样出炉的新书（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语云“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天逸这住处也是这样：开始因为打理其它住房，租金免收。后来定下租金每月两千五，因帮打理其它住房，付酬劳一千。换言之，我们每月需另付一千五以为房租。这不能说不合理，因为房子条件与位置，都决定了它都价值。可问题是，这笔钱对我们而言不算少：比我们在聚德花苑时每月700元都租金贵了四倍不说，而且我们也会算这样一笔账：每月两千五，这几乎就是一套住房一个月都按揭款。那我们为什么不买上一套自己住房，首付后每月付上这相当于租金的两千五，最后落下一套我们自己都住房呢？总不能一辈子都住别人——哪怕是亲戚——的房子吧？

终于，在2011年底，托广州限价房之福我们在城西的金沙洲有了自己一套98方的住房，算是在漂泊十多年后在这喧嚣的土地上，有了自己一个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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